讓我們把第一個稱M1第二個稱M2

讓我們把第一個稱M1第二個稱M2

鄒至莊/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譽教授

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1912年7月31日－2006年11月16日)是美國經濟學家，以研究總體經濟學、個體經濟學、經濟史、統計學，以及主張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而聞名。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以表揚他在消費分析、貨幣供應理論及歷史、和穩定政策複雜性等範疇的貢獻，被譽為20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

傅利曼是《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的作者，該書在1962年出版，提倡將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讓自由市場運作，以此維持政治和社會自由。他的政治哲學強調自由市場經濟的優點，並反對政府干預。他的理論成了自由意志主義的主要經濟根據之一，並且對美國前總統雷根在1980年代推行的供給面經濟學，及許多其他國家的經濟及貨幣政策有極大影響。

　取材自維基百科

我將首先描述我在芝加哥大學當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學生的經驗，然後描述他一部分的經濟學研究和我後來同樣的研究。這些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說明如何應用經濟理論來解釋和解決現實的經濟問題。這些文章不足討論許多傅利曼研究其他的議題。

　1.傅利曼作為我的老師和Chow檢驗的發現

我在1951年赴美國芝加哥大學當研究生，並上傅利曼的價格理論課。當傅利曼進教室上他的第一課，他已給學生留下深刻印象，深於我以前任何其他的老師。在第一課他顯示了經濟理論能解釋現實的經濟現象。他的思維是尖銳的，並能立即對別人的話作反應。在芝加哥我也很幸運能夠向其他著名的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學習，但傅利曼對我的影響最大。這些老師，也影響了我後來其他研究，這些研究不在這一系列文章裏討論。

當我在寫我論文《美國汽車的需求》時，阿諾德‧哈伯格當我導師，但論文初稿到傅利曼的研討班討論，從他那裡得到非常有價值的意見。這班裏也研討了傅利曼和Mieselman的著名研究，比較使用貨幣供應M或用政府和其他的支出A能更好地解釋國民收入Y，作了Y與M的回歸和Y與A的回歸來比較，發現用M的解釋比較好。作回歸時傅利曼必須區分兩個M的定義，第一個只包括貨幣和活期存款，第二個加以定期存款。傅利曼說：「讓我們把第一個稱M1和第二個稱M2」。這是我們稱M1和M2的開始。

傅利曼建議我使用永久收入或預期收入，而不是當期的收入來解釋汽車的需求。我發現他的永久收入變數能更好地解釋汽車總存量的需求，而當期的收入能更好地解釋當年購買汽車的變數。原因是當年的採購包括儲蓄而儲蓄受當年收入的影響。稍後我將討論永久性收入的用處。傅利曼的預期收入的概念引導了經濟學中重要的期望概念。他的預期概念，假定預期數量的年度變化等於前期的實現數量和前期的預期數量差異的一部分。就是說觀察了前期的實現數量和前期的預期數量有差異時，應把預期數量部分的調整。

傅利曼用國家預期收入來解釋國家消費量，這項研究被授予諾貝爾獎。以前經濟學界發現，國家消費量增加百分比少於國家當期收入增加的百分比。如果是這樣，當國家收入繼續增加時國家消費總需求將不足帶動國家收入的繼續增加，導致經濟不景氣，需政府支出來解決。據傅利曼消費理論，當預期收入繼續增加時消費會同比例地增加，不致發生經濟不景氣。結論是自由市場經濟能持續增長，不需政府干預。

　2.對耐用品的需求

傅利曼認為許多假說都能解釋過去的資料，因此只有當一個假說或理論能被用來預測未來的資料，我們才能對它有信心。這個概念影響我作美國汽車需求的繼續研究。1958年，我的論文導師阿諾德‧哈伯格決定出版一本在我論文完成後由他指導關於耐用品需求的論文集。由於我的論文已經在1957年發表，我不得不寫另一篇論文給他。我懷疑我使用到1953年的資料來估計的需求方程是否能夠用來預測1954年至1957年的資料。我需要用一個統計學的檢驗方法來解答。因此我發現了Chow檢驗來解答這個問題。

在我研究汽車的需求時，應用了加速原理。因為汽車總存量的需求，由收入決定，本年購買的新汽車，是總存量的變化，因此它的需求，是由收入的變化決定。在這裏收入比速度，收入的變化率，可以比加速。本年增加或本年購買的耐用品，是由收入的變化決定，這命為加速度原理。後來我用它來解釋很多其他耐用品的需求，包括在美國、中國及臺灣等地耐用消費品的需求。

3.增加貨幣供應量只會引發日後通貨膨脹

傅利曼開創了期望經濟學，他制定的預期是適應性預期，在上文中討論了。後來，約翰.穆斯(1967)提出另一種方法來決定預期，被稱為理性預期。後者等於由計量經濟學家所建立的計量經濟模型所產生的數學期望(期望是該變數從模型估計的平均值)。在本節中，我將說明為什麼用適應性預期可以解釋股票價格和長期利率，結果優於用理性預期，以及用適應性預期可以解釋臺灣消費總量比用理性預期好。

第一個例子是使用現值模型來解釋股票價格。現值模型是用預期未來股息的現值來解釋股價，用未來短期利率的預期來解釋長期利率。我發現在這種情況下，用理性預期不能解釋，因為沒有計量經濟模型可以預測未來股息及未來短期利率。同時我說明了用適應性預期能更好地解釋股票價格和長期利率。我的文章在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89)發表。

第二個例子是我用兩方程的模型來研究中國的總消費(第二方程用來研究總投資Economic Letters，1985年，2010年和2011年)。我發現加速原理(在第一篇文章說明)能在投資方程應用。但羅伯特.霍爾(1987)的理性預期能解釋中國的總消費。中國模型是用中國從1952年至2009年的年度資料估計的。但據臺灣的模型(用1951至2010年資料估計)傅利曼的預期收入能解釋臺灣總消費，同時投資也可用加速原理解釋。理性預期不能用來解釋臺灣總消費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計量經濟模型不能預測消費，因臺灣經濟結構變化了。在1995年臺灣政府建立全民醫療保健，影響消費行為是任何計量模型不能預測的。

4.解釋通貨膨脹和貨幣供應量　對價格和產量的影響

研究通脹與貨幣供應的關係，我開始用傅利曼曾介紹給我的數量方程Mv＝PY。M、P與Y分別指貨幣供應，物價指數與國民收入。如果v的變化小，這方程變成一種理論，P由M/Y決定。在我研究通脹開始，我用(M/Y)的自然對數來解釋P的自然對數，計算一個回歸方程，這方程的誤差叫作u。為了解釋中國通脹我先用中國的資料來估計了這方程。通貨膨脹的定義是P的自然對數的增加。我解釋通脹用三個變數：(1)去年的通脹，(2)(M/Y)的自然對數的增加，(3)去年的u。如果u大的話，去年的P高於正常，對今年的物價有負的影響。研究發表於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87。因為中國的貨幣供應M在1984年增加了50%，1985年6月趙紫陽總理關注通脹的可能，請我研究。後來我用上述方程預測1985年的通脹將不嚴重，約等於約7%，報告總理。因為M只在1984年大增，還有其他兩變數的影響。後來在1986～1988年，每年貨幣供應量增加了約30%的多，結果在1989年發生嚴重通貨膨脹，我的公式可以預測。通貨膨脹是在1989年發生天安門事件的一個重要原因，另一個是腐敗。

兩三年前我再研究中國的通脹，發現我的方程仍然是對的。(在Economic Letters 2010發表。)我把解釋通貨膨脹的回歸，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是1978年和以前，第二個從1979年經濟改革後開始。結果是兩個回歸的係數幾乎相同。因此，同樣的公式可以解釋中國在計劃經濟期間或在市場經濟期的物價變動。在計劃經濟期，雖然政府試圖控制一些商品的價格，通脹仍然受到M/Y改變的影響。如在1961年物價指數增加了16%，因為總產量Y減少了30%以上，是1958～1961年大躍進的結果。

5.貨幣供應量的外生變化　對產出和價格水準的影響

傅利曼發現了外生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對總產出和物價的影響。指出對總產出的影響是立即的，但只是暫時的，對物價的影響是遲慢，但是長久的。我預備用中國資料研究他的說法是否對的，告訴了傅利曼。他很有自信地表示，「我的理論在中國將是對的。」我沒有他的信心。後來我用向量自回歸模型(vector auto regression VAR)證明傅利曼的理論是對的。這項研究我與北大的沈豔教授合作，在2005年的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發表。這個理論的重要，是指出用增加貨幣供應量的政策，不能長遠地增加國家總產出，只能引起日後的通貨膨脹。

自由市場可以解決多數經濟問題？

文章描述傅利曼一部分的經濟學研究和我後來同樣的研究。主要目的是說明如何應用經濟理論解釋和解決現實的經濟問題，應用到美國，中國和台灣的經濟。

6.傅利曼與中國

傅利曼在1988年訪問中國時，他會見了秘書長(前總理)趙紫陽。會議結束後，雙方表示互相佩服。傅利曼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預測中國經濟崩壞，包括嚴重的通貨膨脹和國民收入的增長大幅度減少。這些意見在1989年舊金山紀事報發表。後來在1989年六月，我在香港普林斯頓校友會講話，指出天安門事件對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不大可能，只有在1989年後的五年降低約五個百分點，因為國內生產總值是由經濟力量決定的。不久以後，發現我的預測是正確的，我寫了一封電子信給傅利曼，指出他的錯誤。他回信說他不應該對他不懂的事發表意見。

傅利曼相信群眾應有較高的經濟自由，這在他與夫人合著的書《自由選擇》有說明。他建議我在達拉斯聯邦準備銀行在2003年10月討論這本書的會議發表一篇文章，討論「在中國實行的自由選擇」。我的文章根據他們的書討論了八個主題，包括：1.經濟自由；2.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3.政府角色；4.社會福利；5.教育；6.保護消費者；7.宏觀經濟政策，以及8.朝著更自由的趨勢。詳細內容，讀者可參閱上述會議的論文集。

　7.對我的世界觀和 生活態度的影響

傅利曼對自由市場很有信心，相信它能解決幾乎所有的經濟問題。我在芝加哥大學畢業後也持有同樣的觀點。1955年我到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任教，我的思想開始改變。在麻省理工學院的第一學期，訪問哈佛大學的簡.丁伯根(Jan Tinbergen)教授請我吃中午餐。他想把我的論文列進他主編的《經濟分析叢書》出版。他知道我對汽車需求有興趣，說因為歐洲汽車不足，他想把美國的舊汽車運到歐洲。我立即反應說：「如果有這個需要，市場已經會做到了。」丁伯根回答說：「這只不過是我的一個想法。」這句話讓我為難，想想我應當重新考慮市場經濟的效率。

在麻省理工學院，我受到保羅.薩繆爾森和羅伯特.索洛的影響，開始發現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凱因斯學派的經濟學家認為，在經濟衰退時期，政府支出是有效的。即使實行貨幣政策，也有用原則或用自由裁量決定的區別。傅利曼主張用原則，以固定的速度增加貨幣供應量。主張用自由裁量的人則允許看宏觀經濟的狀態，以調節貨幣的的供應量。

我以為在發展中的經濟，政府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影響新興產業的發展。芝加哥學派不同意，說政府不應該建立國營企業，甚至不能挑選民營企業中的優勝者來扶助。根據我從1960年代到1970年代後期當台灣政府經濟顧問的經驗，我觀察到很多政府官員比大多數企業家對經濟和企業更了解，知道應當支持和促進哪些行業或企業。當時的經濟部長李國鼎，是一個例子。在李部長的領導下，台灣政府在1973年成立工業技術研究院(ITRI)，從事特定領域的應用研究和技術服務。工研院不僅提供技術和知識幫助選定的行業和民營企業，也幫助建立民營企業。李國鼎邀請了在美國知名企業家張忠謀博士領導工研院。1987年政府支持張忠謀創辦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TSMC)。這公司在2013年的市值約等1,000億美元左右。

我觀察到中國今天的經濟，政府允許民營企業的建立但只能在有限的區域與國營企業競爭，政府對國營企業還有財政的支持。我認為政府應該允許兩種企業存在，並在一個公平的環境競爭。不然會影響生產、銷售和新技術的發展，導致經濟效率低下和經濟增長速度降低。

傅利曼教了我如何找出問題的癥結所在，並制定一個簡單的假設來解釋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在為人方面，傅利曼教我應有自信和自尊。傅利曼沒有把名人與普通一般人有不同的看待。艾倫.葛林史班(Alan Greenspan)曾經說過，傅利曼在跟美國總統或一個普通人談話時會有相同的姿態。我也學會了這樣的態度。還有，我觀察傅利曼有時候堅持自己的觀點，沒有充分考慮相反的觀點。如果是這樣，這教我應當更要尊重別人不同的意見。傅利曼沒有當政府官員而能運用經濟學知識影響經濟政策和社會的進步。他通過出版書籍，培養學生，講授他的想法，和曾在電視傳播他的《自由選擇》一書。 所以他的思想影響了政府與社會。

他影響了極多的人，他們在日後將傳承他的理想。我們都非常想念他。

2013-07-14 工商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