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經轉折的不確定年代

全球政經轉折的不確定年代

杜英宗/南山人壽副董事長

2012年第一季的台灣，非常精采。從總統選舉、新內閣人選布局與政策交辯、貧富差距與稅改，到近期的美國牛肉、禽流感風波，每一樁在台灣島內掀起旋風的事件與演變，其實都與全球情勢息息相關。

這些事件與全球在2012年面臨的政經與社會轉折緊緊相繫，影響力更無遠弗屆。要了解台灣面對的問題從哪裡來，未來該往何處走，要先閱讀這些全球政經轉折與脈絡。

從2008年金融風暴迄今，國際經濟、金融、政治與社會的本質已默默經歷許多結構上的變遷，並且彼此相互衝撞，帶領我們面向更不確定的2012年。無論是Apple推出新商品、Facebook掛牌上市，或是中國共產黨第18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出現第一次沒有鄧小平加持的領導人，都透露全球政經局勢將重新洗牌的訊息與趨勢。這些趨勢何去何從，端看我們如何解讀這些轉折與怎麼因應，對未來塑造什麼樣的典範。

後金融危機時期全球經濟的重新平衡

在經濟面，我們首先面對金融風暴的延伸與後遺症。當今困擾世人的政府債務與利率問題，就是源自於三年多前金融危機時，各國政府祭出刺激經濟政策以防止經濟衰退，赤字大幅成長加上稅收減少引發的債務問題；以及寬鬆貨幣政策導致央行的資產負債表膨脹，熱錢流竄、資產泡沫與通膨壓力。不過，從美歐央行首長的談話可見，這些矛盾將延續到2014年，各界將持續面臨低利率的環境與挑戰。

另一方面，各國還徘徊在如何有效監理當初釀成金融風暴的金融業。各界呼籲政府要嚴管金融機構，甚至執行跨國監理。但是在不確定的景氣中，扼殺金融業的動能，更可能落入投鼠忌器的矛盾，進一步緊縮資金流入企業投資與民間消費，造成經濟體內的循環系統失常，甚至降低經濟體系的需求與就業機會。

至於各界最關心的歐債危機，衍生自歐洲央行缺乏政治權威強化各國財政紀律。在現階段，必須先解決政治問題。如果各國不能達成政治共識，先以穩定措施確保歐洲國家與銀行的償債力，以及金融體系的流動性；中期建立歐洲國家經濟治理能力的可信度，透過強化市場與財政紀律穩定金融體系；再於長期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否則，現階段的歐債危機將難免「歹戲拖棚」。

源自美國的金融風暴，也撼動以美元為準備貨幣的金融體系，催生多元貨幣的形成。各國將外匯存底中的美元降低，以歐元等其他貨幣或貴金屬商品代之。區域經濟的興起更讓許多國家在各自貿易區內討論以區域中的貨幣進行跨國交易或準備，甚至籌組換匯機制，在危機中提供跨國流動性，以維持幣值與經濟的穩定。例如，東南亞國協在清邁會議中的跨國換匯提議，前蘇聯國家／獨立國家聯合體也設立歐亞基金。中南美洲與歐洲也紛紛成立此類機制。

歐洲經濟的衰退與新興國家的崛起，是今年最大的對比。隨著先進國家的經濟成長紛紛被調降，新興國家崛起，在今年挑起大樑，彌補已開發國家的經濟停滯。

許多人擔心歐債危機的解決曠日廢時，歐元區會否從2008年起即陷入失落的十年。值得欣慰的是，2012年新興經濟體的成長將彌補已開發國家的經濟停滯。目前新興與開發中國占全球經濟產出41%，G20占全球經濟產出30%。在2050年，新興經濟體將占全球經濟產出近七成，且全球前七大經濟體有六個是新興國家（中國、印度、巴西、印尼、俄羅斯、墨西哥）。

但新興國家內部的成長引擎也會改變，例如，亞洲將有更多來自內需或區域內貿易，工業生產也會往較高附加價值的產品位移。

這些變局加上政治、社會領域對全球化的反制，恐將悄悄啟動全球貿易戰。全球化加大貧富差距與失業等社會問題，將有愈來愈多行動主義者走上街頭，楬櫫全球化的社會成本，保護主義崛起。這些壓力不只來自新興國家，即使是像美國這樣的成熟經濟體，也無法面對工作機會與出口大量流失的窘境，而將矛頭指向海外，要求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正視幣值低估的問題，貿易戰蠢蠢欲動。

隨著全球的經濟實力版圖移動，政治權力結構也出現鬆動。首先是地緣政治的權力移轉，全球政經實力由北往南、由西往東挪動。不過中國也在其中掙扎，它的經濟體急速成長，卻又不想擔負隨之而來必須在國際體系中承擔的政經責任。

權力移轉也使目前國際組織的全球監管結構系統式微，在國際事務上的許多領域，區域力量崛起，例如保安體系、貿易、金融等，而且影響力加速擴散。另外，我們更需關注各區域內影響力較大的國家，例如中國、巴西、土耳其與沙烏地阿拉伯的各項政經與社會發展。

在各國領域內也面臨威權與影響力移轉的現象。2012年我們將看到更多影響力從傳統的、以國家為中心的機構，轉移到非政府的聯盟。從大型、昂貴、機構化的力量轉移到小型、低成本、超乎預期與來自民間草根的力量，例如阿拉伯之春、從美國擴散到各國的占領運動、西班牙的憤怒者等抗議活動。

也因此，各國的經濟治理能力與可信度都將下滑甚或消失。在2012年，這些問題會更嚴重。國家政治力量式微，無力解決國家或國際政經問題，加以各國面臨低成長及其引起的經濟、社會等困境，被迫將重心放在國內，使得解決全球問題的領導機制面臨真空狀態。

全球化與政經權力失衡、治理失靈的結果，牽動社會結構的變遷。無論是先進或開發中國家，都面臨貧富差距懸殊愈形極端的難題。

在美國，1979-2007年，所得最高的階級所得成長的速度高於任何其他族群，政府對低收入戶的移轉支出與稅負補貼遠遠跟不上貧富差距成長的速度。在全球，大家合力創造出的51%附加價值僅為1%的人口享受，財富極端化愈來愈嚴重，反富的社會運動四處蔓延。

一樣挑戰各國的是失業問題，尤其是青年失業。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統計，青年失業率從2007年的9%增加到2010年的27.5%，西班牙更高達45%。失業來自許多結構性的變遷，例如，未開發與開發中國家的人口成長提供廉價勞力，導致美國總統歐巴馬訴求的「把工作留在美國」更形困難，各國在教育、工作技能與各領域的工作機會的差距也愈來愈大。

全球也面臨人口結構嚴重失衡的難題。全球人口已在去年突破70億人，但成長主要來自未開發與開發中國家。過去人們稱得以投入生產與消費的青壯年人口超過五成的國家擁有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對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尤其助益良多。如果這群人沒有機會受教育、或在全球化中取得一席之地，只是讓貧窮問題更嚴重。已開發國家則面臨人口老化窘境，需要各種長期照護資源，加上少子化趨勢，年輕一代面臨「養不起的未來」。

我們的未來除了需要老有所終，更需要解決自然資源缺乏與環境變遷的衝擊。自然資源逐漸耗竭的壓力與氣候加速、極端地變遷，對許多國家經濟與成長的衝擊愈來愈大，特別是在水、空氣、資源與食物等領域。這些壓力將鼓勵各界加速進行在永續發展與綠色成長方面的技術與商業模式創新。

政府組織也需要重新商議對氣候有關的期待與承諾，建立決策模式與低碳成長計畫，共同管理資源消耗與發展間的消長等問題，改善效率，訂下長期健康與成長的基礎。另一項影響廣泛的「寧靜革命」是數位化及其挑戰。網際網路已成為全球成長不可或缺的支柱。無論工作、休閒、消費、各種決策、供應鏈、安全體系與溝通，現代生活的各種層面，都受持續演化的數位世界影響。網路虛擬世界滲透到現實生活也衍生許多治理問題，例如透過網路乘數效應帶來的數位運動，非政府力量挑戰政府的合法性和公權力的實踐。

不過，資訊傳播管理有如治水，只能疏導無法築堤防堵。許多政府控制網路的動作將造成在公民隱私、意見表達自由、與要求政府更透明等領域的訴求與衝突更加緊繃。

政府也必須正視數位地下經濟，管理網路交易死角，尤其是詐騙、非法交易等問題，並且強化網路虛擬世界與實體世界不同的「網路素養」意識，例如網路上的法律責任、影響力與公民素養，與各種利害關係人建立整合、協調的治理模式與默契，並且及早預警、因應各種問題。

不可諱言，這些變動正在形塑新的成長典範。隨著全球政經局勢即將啟動的重整，無論是各國或者國際組織的各項政策都將帶給各界新的衝撞，使得政經版圖出現更多不確定性。

目前我們所面臨的許多問題，都需要全球政府共同合作，才有機會解決。但個人、企業與國家，都必須體認，不能再以傳統的觀點看待變局與因應。例如，面對反全球化的權力轉移，跨國企業要創造能夠防止反制力量的新成長模式，像是善盡社會責任、創造永續成長。各國需要聚焦於包容性的成長與創造就業的發展模型，著重經濟成長與教育、工作間的同步發展與協調。國際社會則正思索建立多軌貨幣穩定機制，藉著各區域的傳統國際金融穩定機構合作，提供全球更強的流動性與問題解決能力。

這些演變對台灣更饒富意義。隨著區域體制的崛起，各洲出現各種泛自由貿易區，或是與重要經濟夥伴間的自由貿易協定，以經貿立國的台灣逐漸出現被邊緣化的危機。我們享受不到東南亞國協以及東協加三的優惠貿易條件，又面臨產業勁敵韓國與中國及美國陸續構建自由貿易協定的夾擊。未來，除了要加速ECFA的各項談判，讓透過ECFA參與中國成長的效益更能雨露均霑，也要與國際社會建立更多經貿連結，避免孤注一擲的風險。

回首台灣超過一甲子的成長經歷，我們曾是亞洲四小龍之首。但最近十多年來，新加坡因為ASEAN，走出自己的路；香港則回歸中國，與中國緊密地整合；在北亞，台灣和南韓似乎也經歷了勢力的消長。現在，南韓在許多產業已經超越台灣，甚至有像三星這樣的企業在世界引領許多產業的發展。相形之下，台灣則陷入產業與社會貧富懸殊等困局，各種政策與改革搖擺不定，遲遲無法釐清未來的路。

貧富差距的解方，並非政府稅賦政策單一因素能解，更要考慮全球與島內人口的失衡發展，以及如何將資金引導到能夠創造民間財富、尤其是協助中小企業發展與中產階級形成的經濟活動。

已經有許多人擔心，缺乏機會與面臨失業威脅的台灣年輕人，會不會步上日本「失落的一代」後塵，成長成「悲慘世代」。

日本出版的《搶救35歲》描繪了在過去經歷失落的一、二十年的世代，在年屆35歲後，即使學歷與證照俱全，也找不到好工作、拖到40歲才敢結婚、只敢生一個小孩、房貸要背到70歲的窘境。他們不僅缺乏人生的自信，無法學習與展現接班的能力，也將使經濟與社會的成長與傳承出現斷層，成為未來隱憂。

在社會面，我們也愈來愈像歐洲國家，逐漸增加各種社會福利給付。隨著我們少子化與人口老化不斷加速，政府的負擔將日益沉重。我們不得不未雨綢繆，重新審視慷未來子孫之慨，不斷開出社福支票的政策。

也因此，台灣各領域的領導人都應跳脫單一事件的思考邏輯，在進行決策時，同時著眼於這些全球金融、總體經濟、產業與社會發展層面的長遠影響，探究如何凝聚各方共識，在變局中發揮小國的關鍵力量。唯有如此，台灣才能以舉世不可或缺的價值及定位，成為大國發展的重要夥伴，以軟實力迎戰全球政經轉折，走出自己的路。

【2012/03/13 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