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所有世代都更好
王連常福/國立台北大學兼任教授
歐巴馬總統第二任就職演說指出，美國固然要盡最大努力減低龐大政府負債，但美國人不應該在創建國家的上一代和下一代間做選擇，他認為同時照顧創建國家的人與培育下一代不會使美國變弱，反而會使美國變強。
台灣也是一樣，只有增加國家總投資與提高退休人員福利，才能使民眾有信心，使經濟現在與未來都維持成長；擔心莫須有的公共債務問題而緊縮支出，將使創造台灣奇蹟的人被侮辱與奪取，讓後代子孫喪失希望與競爭力，更把已低迷的經濟推落谷底。
台灣從戰後廢墟到躋身已開發之林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已退休或即將退休而領取年金的勞工與軍公教人員，耗心耗力流血流汗辛苦換來的。我們並不反對年金給付結構合理調整，但出發點如果是害怕年金破產，則就是不正確的動機，因為台灣整體經濟並不會因減少年金給付而提振，反而會製造世代矛盾、打擊國民信心、降低消費而損壞當前與未來經濟。
面臨少子化衝擊，未來我們必將面臨退休者多於新進職場者，勞動總人數減少的事實，屆時如果這些人力的平均生產力不能快速成長，則國家經濟的總生產將停滯或下降，而台灣經濟將更加失落。
投資是避免下一代總生產能量降低的唯一方法，因為較少人力只有在每人受過較好教育訓練又搭配較多設備下才能增加生產。尤其當前民間投資低迷時，政府不僅要引導並鼓勵民間投資，更應該帶頭進行投資，特別是公共設施與教育投資。
要維持甚至提高退休人員福利，又要增加投資下一代，應如何解決？資源要從那裡來？其實台灣問題不在資源不足而在需求不足，每年國家總生產都有龐大超額儲蓄以低利率供外國政府或企業利用。很明顯的政府如果能把這些資源用於提高國內消費與投資，兼顧世代福利就能輕易達成。
在增稅困難下，政府要多利用資源只有舉債，但社會大多以個人或企業立場來看公債，認為公債過多，會債留子孫，會導致國家破產，因此不贊成政府舉債。殊不知政府舉債並不是向下一代人借貸，而是向當代有錢人借貸，將有錢人閒置不用的資源，拿來做有利政府服務或未來生產的活動，到了還債時，只是還債時國家資源配置調整而己，對當時所得分配與國家總生產並沒有影響。
以還債時所得分配看，政府把現金還給公債持有人，並不會增加公債持有人的所得或財富，因為他們持有的公債本來就可以隨時在次級市場變現，到期只是強迫變現。如果他們的最適資產配置是持有公債，償還的現金還是會被再拿去買公債。
償還公債有三種方式，第一，是發行新債償還舊債本息，此方式除原持有人的舊公債與利息換成了名目金額增加的新公債外，對社會資源完全無影響。
第二種方式，是以減少支出或財政盈餘還債，對整個社會而言，此方式會有一筆資源由政府透過還債現金轉入民間，民間的總資產雖然沒有變化(公債減少現金增加)，但流動性提高，民間會將此資金用於消費或投資，彌補政府支出減少的衝擊。
第三種，也是最笨的方法，是加稅來償還到期公債本息，此時政府支出不變，納稅人因稅負增加可支配所得減少，而減少消費與投資；但納稅人釋出的資源並沒有被政府取走，或消失不見，而係以還債方式再回流民間，民間流動性增加因而增加消費與投資；兩種效果互抵，對整體經濟的影響端視當時經濟背景而異。
不論以何種方式還債，只要公債留在國內，就沒有世代剝削與未來資源減少問題；至於公債賣給外國人，將來是否將形成後代子孫必須還債，而將資源移到國外？這其實是要看本國國際收支是否長期逆差，如果像台灣是長期順差，則不論公債持有是那一國人，當公債到期時，國外淨資產維持不變，就沒有資源移轉問題。
基於此，破除公債迷失，堅持政府對勞工與軍公教退休者承諾，在景氣低迷之際，大力推動政府公共投資與消費，才是對所有世代都有利無害的當前要務。
2013-02-19 工商時報
廢除舉債上限如何？
王連常福/國立台北大學兼任教授
立法院修改公共債務法，各地方政府無不以公共利益理由爭取舉債額度，但受到總舉債額度限制，在粥少僧多下，大家都不能如願，因此紛擾不休；其實只要把國家總負債比例提高，所有爭議均可迎刃而解。
經濟理論上，找不到任何理論或學說可以告訴我們「政府負債高到那個臨界點，國家經濟會有重大不利影響」；相反的，李嘉圖等值理論及其跟隨者，更認為政府借債與課稅的結果沒有差異，長期赤字對經濟之影響等同於長期課稅。
就各國經驗來看，我們知道美國舉債上限是GDP的125%，但已不足，最近兩黨將再演調高舉債上限角力，最後結果必然是調高舉債上限。日本實際負債占GDP的比重高達236%，但日本並沒有因此而緊縮財政支出；剛好相反，甫當選首相的安倍晉三，更強力要求寬鬆貨幣政策以及擴大財政支出來刺激日本經濟。
依照台灣經濟狀況，我們有龐大外匯存底，國際收支連年順差，消費、投資與政府支出不足，導致過多儲蓄；公共投資與社會福利與同等所得國家比又嚴重偏低，在政治上加稅又幾乎不可能，那麼放寬舉債上限，甚至於完全取消舉債上限，似乎反而是合宜的。
仔細分析舉債上限的功效，可以明白看出它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舉措，茲說明如下。其一，舉債上限變成政黨惡鬥的工具，以2011年美國為例，當國家負債達到上限，如果不提高上限政府運作將陷於停頓，政府信用會瀕臨破產，兩黨也都知道不能不提高，但也都希望透過壓迫或歸責對方來爭取政治利益，其結果是舉債上限最後還是提高了，但過程中的紛紛擾擾對社會的損害已經造成，連美國國家債信都因此被信用評等機構降評。
其次，舉債上限的訂定，會讓人忽視國會對政府監督的品質，如果實際債務餘額距上限還遠，大家會以為國家財政健全，多增加一些支出無可厚非，以致於浮濫支出反而不受限制；反之，當快要達到舉債上限時，各種要求撙節的聲音會越來越大，以至於許多必須的支出被刪減，從而影響國家服務品質，甚或影響經濟成長與全民福祉。
第三，舉債上限會限縮國家因應景氣應有的政策工具，譬如在景氣低迷需求不振時，政府可以採用寬鬆的貨幣政策與擴張財政政策，但如果此時已處於舉債上限，則不僅不能擴大赤字預算，連前此的赤字亦須刪減，不啻將政府兩項對付景氣的工具減少一項。
第四，舉債上限是違背政府財政原則的，政府財政與私人或企業不同，私人與企業必須量入為出，政府則是量出為入。而政府的收入基本上來自租稅，它不僅是反景氣而行，且非常沒有彈性。反之，政府支出是與租稅收入在景氣因應上背道而馳，不景氣稅收少時，政府的支出反而應增加，此外突如其來的政府支出需求，如遇到重大天災，戰爭等都不能等待課稅來支付，舉債因此成為政府收支應用上很重要的工具，訂定舉債上限限制與剝奪政府量出為入功能殊為不智。
第五，舉債上限對於經濟更有自動緊縮效果，當政府達到舉債上限時，除到期公債本金可以發新債償還外，原來靠新債支應的支出必須停止，還必須靠正常稅收支付公債利息，影響政府功能的正常運作，且使景氣不論好壞都面臨緊縮。
最後，舉債上限對於政府債信與民眾信心是不利的，我們知道只要政府負債接近上限，不論該上限的規定是高是低，民眾自然會因為感受政府負債而恐慌，輿論也自然開始關心政府支出，雖然此種關心可以減少政府不當浪費，但更多的情況是徒然製造社會對立、政府施政拖延以及不必要的社會喧擾與擔憂。
節制與監督政府支出，避免民脂民膏被政府浮濫支用是全民共識，但以訂定舉債上限做為手段，卻是治絲益棼，未見其利反受其害，並不是明智的方法。廢除舉債上限，全民共同監督國會與政府，要求國會預算審查時不能搪塞了事，必須謹慎的逐項逐筆檢視，甚至以零基預算方式檢討政府機構與功能的必要性與效率，如此才能真正使民眾納稅的錢花在刀口上。
2013-01-17工商時報
人民財產與國家的位序
呂丁旺/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為使退休軍公教人員年年過好年，數十年來未曾中輟的年終慰問金，隨著國庫的拮据而大打折扣，也引致了退休軍公教人員的怨懟。其實，退休軍公教人員的爭與不爭，必須考慮到公務人員與國家間的關係，也涉及人民財產與國家的位序。
人民財產與國家的位序為何？觀諸原始蒙昧之人，基於他們的直觀，常將當下的、塵世的生活視為最終的目的，個人的生存立於首位，安全與舒適的生活成為最高目標；財富是保持安逸生活的有效手段，人民因而勤奮工作、廣聚私有財產，為了防止自己的財產被他人掠奪，乃依契約建立了國家。以是，個人生存、私有財產與國家的關係，國家恆居於第三位序，古來論王政者亦倡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即此之謂。
顯然，財產所有者與非有產者先於國家而存在，財產所有者在經濟上支撐著國家，他們提供大量的資金僱請服務於國家的人員以維持國內秩序，也資助國家組織軍隊抵禦外侮，使國家機器得以運轉，國家是有產者的僕人。惟國家一旦形成，實際上則變成凌駕於其主人之上的力量，國家保護有產者，也向被保護者要索高額的報酬，被保護者反而無力與保護者討價還價。迨立憲主義興起，始藉憲法限制國家權力，限權政府於焉出場。
限權政府所表彰的國家權力，率以公務人員為發動機關，一般人常接觸的交通警察對違規者開具罰單，即為國家權力機關意思表示的著例。因此，公務人員與國家間，在行使權力的意義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除了法定權利(right)如薪俸、退休金等外，其餘恩給權利(privilege)如退休人員之年終慰問金、十八趴(指軍公教退休人員以民國八十四年以前的服務年資計算，將退休金及公保給付存放臺灣銀行所能享受的特別優惠利息待遇)等皆屬國家恩給，即有請求，除主張信賴保護外恐於法無據。從而，人民生存、私有財產與公務員的關係，公務員亦居於第三位序。
當然，民無信不立，信賴保護原則又是法治國的核心，只是，存在者並非即是合理者，當國家財政面臨重大變遷甚至危及國家永續發展時，做為一個與人民財產相較位序在後的現代公務員，除有危及生存權者外，對於法治國的另一原則─志願者不構成侵害，如能做出適時的回應，以「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襟懷，主動表明志願放棄恩給權利，當可留給下一代較為寬廣的庇蔭。
靈醒的國家領導人，一如馬總統公開表態放棄十八趴、退休的呂前副總統表示放棄年終獎金，將人民脂膏留給新的世代，未退、已退的公務員苟能依循此一路徑以為爭讓之準據，亦可使國家順勢撣開相關年金改革的煙霧，定義未來的福利國才可能由我們所繁衍的子孫予以實現。
2013-02-19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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